扩大居民消费政策应立足于阶层差异

2010-04-26 15:43:24 来源:《中国改革报》 本报记者 王 淼

———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赵卫华副教授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有专家认为,中国正处于“由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的关键时期。怎样理解中国的消费问题,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直接关系着未来我国发展方式转变。近日,本报记者就如何看待中国的消费问题采访了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的赵卫华副教授。

消费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记者: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居民消费增长太慢,拉动乏力,是一个认识误区。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消费增长是很快的,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是比较强的。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赵卫华:我认为,中国消费存在着这样一种“宏观冷、微观热”的现象。在宏观上,消费占GDP 的比重始终在低位徘徊。数据显示,2008 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 .3 %,而美国为70 .1 %,印度为54 .7 %。在微观上,中国的消费又似乎很火,比如在高端奢侈品消费方面,中国的消费量仅次于日本。这两组矛盾的数据,仅仅从经济学方面是很难解释的。这就要从社会结构上进行分析。经济学把消费结构定义为“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而社会学更关注消费主体的结构和社会属性。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关注消费了什么,又要看是哪些人消费的。因此,当前中国的消费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必须从深层次社会结构分化来解读。

记者:怎样理解消费的社会学含义呢?

赵卫华:社会学认为,消费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必要环节,也是社会再生产的手段。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消费,是一套身份象征系统,也是一种地位竞争手段。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方式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关系,反映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消费作为社会地位的表现形式,其阶层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个进城的农民工,有同样的收入,但他们的消费就完全不同。农民工可能把钱攒起来,回家盖房子,日常生活就是吃饱饭,有一件能穿、能御寒的衣服就可以了,而一个在公司打工的大学毕业生就不同了,他要买两件体面的衣服,要去看一看电影(至少要买张碟子看看),买本畅销书,说不定还要去听一场流行音乐会。他们的消费标准不一样,消费模式也不一样。这种差别与他们的参照群体有关,农民工的参照群体是农民,是一起打工的人,大学毕业生的参照群体是城市白领,是中产阶层。这种参照群体的差异就影响了他们的消费模式。

实际消费差距已经远远超过统计收入差距

记者:我了解到,您在作博士论文时就在作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状况的研究。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您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赵卫华:最近一个时期,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相对于统计收入差距,实际的收入差距更大,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健全,各种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是与特定阶层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收入很难被统计到,但其转化为消费时,则是可以被感知到的,所以阶层之间实际的消费差距更大。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已逐渐阶层化,不同阶层的消费差距拉大。各个阶层由于资源占有的差别,在消费方式上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消费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上层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奢侈化特征。中产阶层消费动力强、压力大。城镇较低社会阶层和大多数农民生存风险积聚,抗风险能力差、生存压力大。从阶层上看,目前处于消费上层的人数大约占总人口的1%~2% ,中产阶层约占总人口的20% 左右,他们是目前消费的主力。其余大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还比较低。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状况从总体上制约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也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宏观冷、微观热”现象。

记者:各阶层之间的这种消费结构差异,在世界上是否具有普遍性?

赵卫华:我国各阶层之间的消费差距既具有世界的普遍性特点,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有些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很大,但是其消费差距却相对要小,因为较高阶层的消费也是有极限的,而较低社会阶层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太低,消费反而起到了弥合社会分化的作用。在我国,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存在一种聚集效应,赢者通吃,在各种社会分化的维度上,优势资源都以相同的方式聚集。社会阶层的分化是资源和机会不均衡配置的一个结果。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分化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在我国则是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决定的。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的阶层分化带有很明显的体制特征。如政府、事业单位等财政拨款单位和自负盈亏的企业之间,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之间,甚至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都存在着很多本质的差异。

在体制内,权力是配置资源的主导因素,财富向权力中心聚集;在体制外,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导因素,财产性收入呈指数增长,使得财富向资方、资产所有者过度集中。如当前,高房价使少数人大发房地产财,却使很多城市居民背负了沉重的住房负担。从消费的角度看,有需求就有市场,似乎住房本身是一个市场行为,是市场机会造成的财富分化。但是,实际上,住房的拥有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过程。也与社会政策和其他社会体制因素有关。如1997 年以后,我国取消了实物分房,住房货币化政策启动,当时很多体制内的人分到了福利房。这是一次财富分配。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人们开始逐渐习惯去市场购买住房。但是与此同时,一些非市场化的住房分配政策还在局部存在,这些很多与单位有关,一些国有单位,仍然有各种形式的住房分配政策或者优惠购房政策,这使得一些人有机会、有能力获得多套住房。另一方面,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富裕起来的群体,如私营企业主等,则从市场购买多套住房。另外,经济适用房政策在实施初期,很多房子也并不是分给穷人,有的成了投资品。所以,拥有多套住房也不是完全市场化的结果。而更多的人则没有机会从国家、从单位获得低价住房,而自身经济能力也有限,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部分进入城市,又没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外来人口,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只是从市场获得住房。高房价使得这些人的住房问题非常突出。

刺激消费要从“挤海绵”变为“补短板”

记者:近年来,国家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出台了很多措施,应该说是想了很多办法的,而居民消费率占GDP 比重偏低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对此您如何评价?

赵卫华:1997 年以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启动消费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国家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不断出台,诸如 “黄金周”、住房市场化、教育收费、信贷消费,直到现在的“家电下乡”、“旅游消费券”等等。以往刺激消费政策的出发点,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运用各种社会政策或经济杠杆把人们的钱给挤出来,撬动居民的消费。这些政策的基本逻辑是:人们有钱不花,消费保守,认为只要用力得当,找准支点,居民消费总能被挤出来。我们不妨称之为“挤海绵”逻辑。这种做法短期内也看到了一些效果,如黄金周的红火、大学收费带来的大学教育的迅猛发展,但是从宏观经济结构看,提升居民消费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居民消费率仍然一路下滑,而且,还带来了较大的负面问题,如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很多中产成了房奴等。究其原因,在大多数居民收入不高,基本需求没有满足的情况下,一味地挤出居民消费是一种舍本逐末、涸泽而渔的做法。

记者: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赵卫华:目前,虽然我国储蓄率很高,但是考虑到贫富分化的严重,中低收入阶层的储蓄在整个储蓄总额中的比例并不大,储蓄更多地为富裕阶层和部分中产阶层所有。富裕阶层以及部分中产阶层消费能力强,消费欲望也高,这些阶层其实并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而且借贷消费也主要发生于这一阶层。即使不拉动,只要消费环境和消费对象符合其消费需求,这些人的消费也会释放出来。而社会上70% 以上的中低收入阶层,主要还是消费能力不足。利益杠杆很难撬起他们的消费,即使撬出来,也会影响其正常生活。对于这些阶层而言,硬“挤出”他们的消费会带来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其他如医疗问题、住房问题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公共物品市场化,虽然确实拉动了城乡居民的消费,但却是以很多社会成员牺牲生活质量为代价的。这些方面的消费被挤出来了,其他消费则被挤出去了。所以,居民消费率还在下降,而且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国家对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投入,减轻城乡居民的社会负担更加重要。

记者:那么,您认为,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赵卫华: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历程也可以看出,缺少一个有消费能力的庞大的中产阶层,是当前我国消费需求难以扩大的社会结构根源。我认为,刺激消费要从过去的“挤海绵”逻辑转变为追求“木桶效应”。“补短板”,要补消费能力不足的阶层,要补这些阶层的消费短板,通过调整资源和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格局和配置规则,调整社会结构来引导消费,也就是说扩大居民消费政策应立足于阶层差异。

具体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财政投入,政府不仅要增加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降低服务价格,更重要的是要调整支出的方向,使公共财政更多地惠及农民和城市中的较低社会阶层。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编织一张安全网。三是调整分配结构,在初次分配方面也要兼顾公平,再次分配则重点向收入较低群体倾斜。四是促进阶层结构的合理化。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放社会领域,多创造高级就业岗位,扩大中产阶层规模;进一步拆除制度障碍,推进机会均等,进一步为城市化松绑,打破身份制,让城市外来人口、让已经进城的一亿多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公平地享受到城市的社会福利。

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了公平正义。要扩大内需,也要求我们推进消费公平。推进消费公平,就是要提高较低社会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进一步规范收入制度,杜绝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抑制三公消费,遏制各种导致和妨碍消费公平的不合理现象。

[责任编辑:赵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