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描述”与“解释”

2011-12-09 13:55:09 来源:《中国改革报》 本报记者 明 慧

——— 析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工的现代美术史观

郑工,1956年3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先后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及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并有博士后工作经历;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美术思潮》,其主要著作有《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文化的界限:福建民俗与福建美术》、《边缘上的行走:澳门美术》、《CHINA IN PAINTINGS》(英文版)等,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专业图书5部(套)。其著作曾获第二届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2003年)、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2006年)。

能够认识并采访到郑工老师要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岩主任,因为拜托丁主任为11 月末在九华山庄上课的清华国学班找一位讲艺术品鉴赏的老师,丁主任便给记者推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副所长郑工。而在听完郑工老师的讲课之后,国学班的学员们便被他的博学、见解、思想所深深折服。

系统地描述“对象世界”

据郑工老师介绍,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美术,近年重点偏向中国现代美术思潮。他曾花费不少笔墨,力图模糊“近代”与“现代”及“当代”的种种设定,力图在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建立一个系统的整体描述,避免落入“阶段性冲突交替”的理论陷阱。郑工认为,中国的现代是不断生发的历史,尽管有种种紧张的冲突与变革,但交叉因素与意义链接必然构成一个总体关系。

因为这“系统的整体描述”,必然促使他面对一个“对象世界”,并给予解释。这种思维方式与郑工早年的学画经历有关。1974 年春反“回潮”,升学无望,开始拜师学画,从写生入手。那时,临近高中毕业,前途心情两茫茫,可一旦坐在画板前,一切都烟消云散。当他凝望对象,思绪与其相接,他考虑的是对象的结构,对象的存在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种状态,审美上叫“静观”,学术上叫“客观”,即排除成见,达到“价值中立”。学画的人不会想那么多,但会养成一种习惯。1977 年冬恢复高考,艺术类提前招生,郑工就被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录取了,还是画画,毕业后教画,参加各种画展。1985 年,系里领导让郑工接“外国美术史”课,这一教便是12 年。这门课让郑工学会系统地处理各种庞杂的知识,懂得清理、懂得建立现象间的“关系”,并进行整体叙述。

郑工教的是外国美术史,研究课题却是福建民俗与福建美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研究需要从第一手资料做起。1988 年,郑工先后获得福建师大青年教师科研基金和福建省教委社科项目,后又兼职福建师大福建美术研究所,参与中华社科基金项目“中琉文化交流史”(项目负责人王耀华,1990 年),负责美术比较研究的子课题。福建美术的民俗性十分突出,自然逼着郑工从图书馆到乡间野地考察。有一段时间,郑工不知自己是研究美术还是研究民俗,因为有时无法分辨哪些是民俗哪些是美术,特别是那些融入生活中的造型事象与行为方式。在莆田、仙游一带,随村社宫庙的乡民们到湄洲妈祖庙进香,同吃同住,一呆就是10 余天,这就有了郑工的考察日记《贝龙宫进香》及论文《仙游“三妃合祠”习俗的历史演变考略》。论文写完后,郑工幡然醒悟,不能离开自己的专业。于是,掉头便往泉州、晋江一带考察民间美术。搞民间民俗美术的田野工作,打开了眼界,不仅注意造型物的样式形态,而且追问其文化的形成,有了关于制度、模式、习惯等一系列的概念。之所以郑工坚持学术研究的“观察”立场,与这一段的经历不无关系。

“眼光”跳出别人的视野

郑工认为,观察,必须具备“眼光”,对许多熟视无睹的现象能重新发现,这就要求你能跳出别人的视野,有新的解释。

1994 年,郑工被评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参加了“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同时,接到美国耶鲁大学美术史系博士生Jennifer Purtle (中文名为“裴珍妮”)的来函,希望郑工能向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推荐,并同意接受她到福建师范大学进修,以完成她的博士论文《16 世纪福建的职业画家》。她的导师为美国著名的中国美术史家班宗华(Barnhart )教授。之后两年,郑工对她的指导主要是对有关地方历史文献的考订。

一旦深入,便发现文献中错误不少,不少是因“解释”而产生。在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位置很难确认。一个“真”的问题,常常模糊了存在与解释的关系。这时,北京大学给了郑工一个机会,参加由费孝通先生亲自主持的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研班,他出面邀请日本东京大学的中根千枝教授、韩国汉城大学的金光亿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先生及香港中文大学乔健教授担任主讲,课程有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及方法、国外社会文化人类学流派、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及各种学术专题。费孝通先生的意图,是通过一段集中的强化训练,让学员们到田野去,不要迷信文献。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类学界培养接班人,不论名分论实效。

班上正式学员有40 多人,大都是业内精英,如庄孔韶、高丙中、王筑生、李友梅、王铭铭、周大鸣等。课后,郑工依照要求到闽东畲族地区考察,一年后提交了论文《闽东畲族家居建筑形制的二级递变》,并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研班”上宣读,接受评议,并收入《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一书。

进入学术领域,必须自觉地接受学术训练。当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对郑工说,搞田野,有没有做统计工作是不一样的。这对郑工就是一个提醒,事后亦有体会。事隔多年,郑工又获得一个机会,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当代基督宗教教学资源中心的邀请,到那里访学,接触了文本分析理论。他们对《罗马书》等原典的分析案例,对郑工很有启发,从另一方面补充了郑工的不足。这样,郑工就有了对付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能力。中国现代美术史学,基本上都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传统的考据学、现代的考古学、历史计量学及当代的阐释学等,符号理论及新批评,影响也不小。在知道了这些理论方法之后,郑工得到的还就是“描述”与“解释”这两个概念———因为美术学的研究,面对的不仅仅是作品的形态,而是整个意义世界,美术史家最终要解决的还是“言”的问题,用言说的方式将图像形态背后的东西揭示出来。

“现象陈述”避免形而上学

在这一方面,郑工最初的研究论文是1987 年发表的《中国早期油画发展现象陈述》。之所以用“现象陈述”,因郑工无意于进行风格上的研究,而试图摆脱种种着眼于外部因果逻辑链上的解释,以直观的方式,进行反思。“现象陈述”,可以避免形而上学,并对人和假定的含义都放在实际情况的陈述中加以考察,它要求是真的陈述。这种对中国现代美术研究的观念,一直没有离开过郑工。2000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 )》(导师为邓福星研究员),其基本学术理念未变,但引入了系统的处理方式,突出了“总体性”。这种总体性并不抹杀差异性,相反,它能帮助郑工重新发现历史的复杂性,重新觉察历史动力的多样性,回避简单的关于“规律”或“共相”那自以为是的定义。正因为现象陈述容易产生“碎片”,所以,就需要“总体性”为其提供一个意义框架。何况,现象的铺陈绝不是资料的堆砌,描述与解释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它们是交叉的———在描述中有隐喻、在解释中隐蔽自我。有时,郑工感到有种矛盾,即在注重外部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即自然实证主义的方法)与现象学的逻辑心理认识之间如何协调?有的学者以“相对适切性”中和了现象学的“绝对严格性”,而郑工认为,罗兰·巴尔特的“分割”理论有可资借鉴之处,如找出客体的基本元素,通过置换引起整体性的变化。它能够消解现象学中的本质主义思维定式,阻止最终向先验自我的彻底返回。艺术活动,本来就是在现象和精神之间不断往返,在形式与意义之间不断探求某种契合;而作为解释者的艺术研究,同样如此。郑工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现代化》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郑工收到日本、美国方面的学者来信,他们惊讶于郑工对文献资料的查证工作,同时对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也进行了交流。该书以节录的方式(7 万字)入选国家 “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2005 年)。

当然,郑工还是很欣赏现象学对物之自在及所谓历史给予观念的悬置方式。这种存而不论的“悬置”特别适合“边缘叙述”,不仅因为在“现代”的叙述话语中,中国问题常常落在边缘,还因为如此可减少批评的失误。一直以来,人们总以“批评”的写作方式对待中国现代美术史,先在的观念太多。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只不过是对写作者主体的遮蔽,而面对杂语共存的世界,去除主题会开放眼界,但众声喧哗同样影响视听。所以,郑工的研究范围先截止到1976 年。那以后的历史,郑工只做了《新时期美术主潮论》(中国艺术研究院“九五”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艺主潮论》内容之一),2001 年完稿。2004 年,他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在《澳门美术》的研究上,郑工遇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边缘叙述”文本。所谓的边缘叙述,就是拾起了被主流叙述所遗漏的话题,可以用“悬置”的方式披露意义,可以用多元论证、多重量化的方式分析各种关系。没有一种历史叙述不存在着忽略与遗漏,因为历史的建构还是话语的建构,在文本的话语维度中,自然受到整个写作系统的整合,主体还是不时地出现,主题也在不时地闪烁。

“解释”为另一种解释开锁

解释工作总配合着阅读,不断地阅读,阅读到深处及细部,注意字词之间的思想游动。那是从郑工负责的文化部课题《20 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辨》开始,关注到有思想的艺术家与有感悟的哲学家对艺术问题的看法,阅读他们的著述并做分析。那时,郑工正随欧阳中石先生做博士后研究,郑工的出站报告《民国时期美术思潮》就在那种状态下完成。有时在先生家,与其交谈或看其写字,恍惚间觉得自己又站在一个交叉点上。20 多年的学术生涯过去了,怎么又回到学术与艺术的临界?这么多年来总在问题间穿梭,自以为串通了不少领域,已经不太在意学科的界限了,可与欧阳中石先生相处两年多后,郑工体会到的不仅是那字斟句琢的功夫,更重要的是对主体的自我质询,同时也让我感到贯通的可能。此处与彼处,常常是互换的,而界点是人的设定,或者说也是一种解释。解释,是可以为另一种解释打开的。

[责任编辑:赵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