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留住“人间四月天”

2012-02-03 11:02:13 来源:《中国改革报》 本报记者 焦红霞

“梁林故居”事件之议使名人故居保护意识再度被唤醒

出了建国门地铁站,往北步行百米左右,沿着北京市检察院和华润大厦之间的胡同向西走大约百余米,转入路北的一条小胡同,往北再步行大约百余米,过了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后,路东有一片土地已经被蓝色围挡围了起来,中间留了一个门,偶尔有人从该处进出。该处的具体门牌号是北总布胡同24 号院,这就是昔日梁思成、林徽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1 月30 日 ,本报记者来到了“梁林故居”,只见残垣断壁,令人唏嘘不已……

冬日的阳光冷冷地照着四周的一片狼藉,瑟瑟北风吹过,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站在废墟上,记者思绪万千:这里曾是梁思成、林徽因生活的地方,他们从这里出发,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在这里,他们看着鸟儿从柳叶间穿飞,云在窗外自在往来;在这里,他们看着一树一树的花开,感受到阳光的暖和绿的希望;在这里,林徽因吟诵着她最钟爱的《人间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时过境迁,不知《人间四月天》里的情境还能否重现?

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

1 月27 日 ,《新京报》独家报道了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 号院的“梁林故居”又被部分拆除一事。针对此事,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拆除“梁林故居”未报文物保护部门审批,属违规行为,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件”。

1 月30 日 ,《北京晨报》的文章《梁林故居上世纪已拆除 照片拍错引“乌龙”》更是抓人眼球,文章称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6 号院房主的孙女王珏(化名)反映,此前媒体所报道的被拆“梁林故居”实是自家私宅26 号院,弄成名人故居纯属“乌龙”。据她介绍,真正的故居早在上世纪80 年代就已被拆除。“明明是我家的房子,怎么就成梁氏故居了?”王女士说。

记者无从追查事情的原委, 废墟之下,哪里还寻得24 号院或26 号院的半点踪迹。但记者能清晰地感受到,“梁林故居”已离人们远去,只剩下门楼上几根斑驳红漆的木房梁和不堪入目的一片残砖烂瓦……

这只是名人故居“保护”的一个缩影,纵观各地的名人故居:有的杂草丛生,破败的房屋摇摇欲坠;有些更惨,片瓦遍寻不见。与“梁林故居”一样,徐志摩旧居也命运多舛。在上海,静安区的徐志摩旧居,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1929 年3 月29 日 ,泰戈尔再次到上海时,曾住在那里。徐志摩和陆小曼两人正是在此诞生了《爱眉小札》、《媚轩琐记》和《小曼日记》等。但是原址已经被拆迁,现在只能在这一弄堂口挂个铭牌,作个记号。

对于名人故居保护的态度,各地方也迥然不同:有的地方,唯恐名人故居挂牌后影响城市开发和建设,于是对符合标准和要求的名人故居迟迟不申报、不挂牌。一些地方在城市规划的旗号下,使一些尚未挂牌但仍具保护价值的名人故居,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一些开发公司不理解名人故居的价值,不能遵照规划开发,而是根据利益随意拆建……

幸运的是,“梁林故居”一事再次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名人故居的重新认识。北京市东城区文委主任李承刚表示,已经对“梁林故居”被拆原因展开了调查,最终“梁林故居”会按照历史原貌最大限度地进行完整复建。

事情发生后,北京市文物局对东城区文委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意见,首先,无论是维修性拆除还是其他原因,文物修缮必须先报文保部门批准。而“梁林故居”拆除前,东城区文委并不知晓,因此系违规拆除,市文物局责成东城区文委依法查处拆除单位的责任。

此外,市文物局责成东城区文委马上到事故现场,检查拆除单位保存的砖瓦木料,按照文保要求进行编号保存,为复建留存历史依据。同时,由东城区文委督促、委托有文物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对拆除建筑按照文物建筑规范进行修复设计,东城区文委应监督复建的全过程。

不幸的是,历史在不断地重演:“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这一次又将被林徽因说中。

名人故居保护难症结何在

梁思成、林徽因一生致力保护古文化,现在他们的故居都保不住,实在令人遗憾!名人故居缺乏保护,现状堪忧,症结何在呢?有分析指出,城市化步伐的不断推进,客观上使名人故居保护面临许多新问题。

其一是对“名人”的界定,国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名人”界定混乱,各说各话,影响了保护。目前,保护多侧重于保护建筑本身,即名人故居中有价值的古代建筑和精美的近代建筑。而对于那些建筑不美观、不漂亮、“不值钱”的故居,保护还不够。什么样的故居应该保护,由哪个部门来界定和审批,似乎都没有明确的依据和规定,具体操作过程中随意性比较强。

对此,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名人故居是否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在与其他建筑的评判标准上最根本的区别是:名人故居重在“人”,建筑重在“物”。名人故居可以是豪宅大院,也可以是普通建筑。只要这个普通建筑的住户曾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个普通建筑就是名人故居,就具有文物价值。他说:“要着重看故居的精神、文化、社会价值,而绝不能单纯考虑建筑质量和艺术价值。”

其二是产权归谁?经费谁出?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影响了保护。名人故居的产权形式比较复杂,历史上,名人居住过的故居,有的有产权,有的是租赁,有的只是借住,不是所有的故居都有清晰的产权归属,没有产权归属的比较多,甚至比有产权归属的还要多。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变迁,产权关系也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变化,有些名人故居是被作为敌产没收的,成了国有财产;有些是所有者上缴国家,成了国有财产;有些成了集体财产;有些仍然还是私有产权房;此外,一房多主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资金短缺是保护的“瓶颈”。拆迁安置工作难度增大,是当前名人故居保护工作的重要问题。资料显示,上海嘉定一座名人住宅,既有私人居住,属于私人产权,也有属于公房,产权不明。1993 年曾动议拆迁,当时仅需300 万元,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现在拆迁3000 万元都不够,拆迁陷于停顿。

其三是谁来管理?怎么管理?管理不到位影响了保护。现下许多地方对名人故居的开放和管理尚未出台统一标准和规定。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各部门之间协作非常不顺。缺少刚性管理手段,管理方式方法跟不上发展节奏。

数量多、范围广的名人故居,使各级文物部门常常顾此失彼,难以周全。缺少人员、抓手和资金,严重制约着故居的保护。许多故居在修缮、修复和筹办名人陈列中常常缺乏文物和资料。一些已开放的名人故居,仅有图片和文字的陈列形式,展览内容一成不变,讲解服务不到位,难以吸引观众。

名人故居承载着历史和文化

名人故居,在世界各国都是一种文化标志和宝贵遗产。

名人故居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有多重呢?“它们镌刻着一个民族千百年的记忆,存储着不可再生的人文生态及国家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人’与‘灵魂’的生命遗迹,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特有魅力,是一个国家引以骄傲的文化资本”。一些文保专家如此看待名人故居。

而现实的残酷又一次警示着人们。嘉定王敬铭的住宅,本是粉墙黛瓦七进格局的状元府,现仅剩下四进,前两进毗邻练祁河,原来是主人泊舟迎宾之处,现在已拆除殆尽,成为当地环城绿化带的一部分;最后一进内宅早已在20 世纪90 年代翻建为一家公司的现代化办公楼;而剩余的部分更是面目全非,杂乱地居住着10 余户人家,原本宽阔的状元府被分割成为过道和低矮昏暗的居室,天井里还用石棉瓦等搭建了灶间等违章建筑,而当街墙面被“破膛开肚”,一溜开设了快餐铺、理发店、建材店,还有一家寿衣铺……

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说,历史建筑是否有保护价值,从申报到专家开会讨论审核,完成一整套的程序需要很多时间。可能等到确定其价值时,建筑已经遭到破坏,这就太遗憾了。因此,“先予保护”的政策必须完善并严格执行。

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已不是一个新话题。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面前,怎样保护好那些飘摇中的名人故居?如何界定“名人”呢?针对记者的提问,单霁翔表示,文物部门对名人故居的保护是有选择原则的,所谓名人是对民族对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例如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宋庆龄等,以及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单霁翔指出,名人的事迹往往十分感人,而作为承载这些名人事迹的故居,教育效果更为直观、更为生动、更为鲜活。同时,对于名人故居的价值鉴别标准也不应“一刀切”,可以有不同区域、层次的标准,对民族、对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应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对于各个地区、各个城市具有重要影响的可以公布为省级或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名城研究所教授赵中枢说,名人故居应当采用宽泛的概念,把名人故居当作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来对待。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名人故居保护方法是多样的。我们在争论名人故居该不该保护的同时,往往也对如何保护争论不休。目前采取的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对待的方法,只是其中一部分。要因其本身特点,确定适用的保护方法。

单霁翔认为,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名人,其故居应该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原址保护。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如此写道。他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人们还在吟唱着他优美的诗句,沉默的是今夜的康桥,而轰鸣作响的是笨重的推土机……

[责任编辑:赵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