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有望再上新台阶

2012-03-19 16:11:12 来源:《中国改革报》 □本报记者 董克伟

又是一年3 ·15 ,而今年的3 ·15 距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已经有19 年的历程。19 年过去了,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依然还会面临投诉无门、诉讼无果、索赔无力等诸多尴尬和无奈。多位专家在采访中表示,面对新的社会环境,这部曾经启蒙了中国消费者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的法律在履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使命时,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今年的“两会”前夕,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了包括律协、消协在内的实务界人士,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这或将意味着新消法推出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么,将要进行的二次修改将面临哪些焦点、热点问题?新消法能带给普通百姓哪些真正的实惠?

网络时代消费者权益有新特点

据了解,现行消法基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退换货方面作了相应的规定,如“三包”等,不过这些都是基于“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的前提下。但这种规定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已显得有些滞后。

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介绍,现在网络购物和电视购物非常发达,这些“非现场购物”经常会出现宣传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使得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为此,他建议,在新消法中引入“冷静期”制度,也可以叫“后悔权”。他认为,在消法中引入“后悔权”,是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一种延伸。不过在交易方式、金额、商品种类等方面应有所限定。以防止“后悔权”被无限制地滥用。

中消协副会长、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俊海也认为,后悔权仅仅是解决消费者在头脑不冷静的时候签订重大交易合同的行为。除了恶意退货外,只要产品质量、价格及售后服务没有问题,一般来说消费者是不会后悔的。同时,引入后悔权将更有助于商家在销售产品时更为充分、客观地披露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客观上也会起到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的效果。他认为,新消法中应明确规定,消费者在合理期限内拥有无条件退货的权利,即单方面合同解除权,这包括购车、购房等交易额巨大的消费行为,以及诸如分时度假等先交钱后签合同的消费行为等。

记者还了解到,在当前环境下,担负维护消费者权益职责的消协,由于其身份定位的尴尬导致了消协维权也不易。据专家介绍,作为官办社团,消协一方面感染了机关单位的官僚拖沓习气;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行政执法权,消协在多数时候也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难以适时作为。此前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将“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列入公益诉讼范畴的举动,无疑给了消协有所作为的机会和希望。

就在去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22 家城市消协( 消委会、消保委) ,联合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出《建议函》,呼吁在消法修订过程中,明确消费者组织在消费侵权公益诉讼中代表不特定多数消费者进行公益诉讼的权利和主体资格。

对此,刘俊海表示,中消协以及地方各级消协作为社会团体,具备民诉法中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团体”的概念,在特定消费领域、特定行政区划范围内,消协都有职责代表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

对于消协的代理起诉行为,刘俊海认为可以适用“默示同意,明示反对”的原则。即如果消费者不做表态,那么消协可以代表消费者提起诉讼,如果认为自己同商家有谈判能力,或者单独提起诉讼,则可以明确提出反对。

此外,刘俊海特别强调,在新消法中,消协不姓“官”而是姓“民”;它是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消协提起公益诉讼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立法拟制的职责。消协要完善自己的治理结构,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真正成为广大消费者维权的开路先锋。

金融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权纠纷突出

记者了解到,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理财产品的日益丰富,金融活动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金融服务与消费者的关系也日益紧密,金融消费的形式已经从单一的银行存款向支付、理财、融资、投资等一体化交易延伸。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缺乏有效的维权途径,导致金融消费纠纷,尤其如银行收费事项等方面矛盾逐步激化,消费者维权难度很大。

刚刚结束的本次全国“两会”上,来自金融界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认为,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对维护金融服务行业的长治久安、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维护金融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代表建议,应尽快建立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党校常务副校长周逢民表示,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不足;其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机构缺乏,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和监管主体;再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试点实践中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手段;最后,人民银行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没有定位,不利于工作开展。

因此,周逢民建议,深入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首先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为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法律法规是金融消费者维护其权利的最重要制度保障,建议立法机关将整个金融体系消费者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其次,要明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体系和职能部门,以便更加积极的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鉴于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处于宏观管理与相对中立的地位,建议从法律上明确由人民银行牵头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使人民银行成为“一行三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协调核心,推动整合金融消费者保护功能。

再次,应建立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着力提高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及其内涵的理解,提升其识别金融风险的能力;教育金融消费者合理使用权利、及时履行义务,并引导金融消费者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观念,根据自己的购买能力、判断能力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

此外,还应该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及投资者保护基金,用以补偿举报人或资助监督检查活动;并转变现有金融监管模式,逐步从以分业监管为特点、金融机构监管为重心的金融监管模式转向针对金融产品的统一监管模式。对类似产品实行统一监管规则,防范金融监管套利的发生。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李明昌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分五个层次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一是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二是通过金融机构内部加强治理。三是通过行业自律进行规范和监督。四是确立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目标。五是英美在内的部分国家致力于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交由统一的行政机构或准行政机构管理。如美国通过《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在美联储内部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负责接管美联储和其他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改变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多重监管的格局。

基于对我国现实状况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借鉴国外经验,李明昌建议,尽快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一是尽快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并适时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内容,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相衔接,构建系统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

二是准确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涵盖范畴。只有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准确的法律界定,才能划分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奠定整个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基础。

三是构建金融消费者行政保护职能框架。建议参照英美等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金融分业监管的现实情况,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适度统一与合理分工的管理模式,由“一行三会”成立专门机构,共同承担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

保护消费者权益需与时俱进

1993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出台,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全面确认消费者的权利。这部法规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在这部法规中,消费者的隐私权、选择权、知情权、人格尊严等都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畴。

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维权中遭遇的其他难题日益凸显出来。在2008 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伴随了中国消费者15 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被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5 年立法规划中,消法首次大修提上了日程。

据刘俊海介绍,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为消法的修改提供了契机。金融危机之前,尽管一直讲拉动经济有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但是直到金融危机,消费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才开始凸显出来,因而通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来促进消费内需的提升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当前来说,也同样如此,拉动内需增长依然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刘俊海表示,应当扩大消法的适用范围。修改后的消法应既包含有物质商品的消费,也包含精神商品的消费。就消费的层次而言,除了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甚至是一些奢侈型消费也都应当纳入消法的保护范围。

邱宝昌则认为,新消法中应加重惩罚性赔偿的力度。1993 年颁布的消法中第49 条,作出了“退一赔一”或者“双倍赔偿”规定,这也被认为是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最早的规定。这一规定出台后,还由此衍生出了一个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群体。

邱宝昌指出,消费者受到侵害后,为了举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最后得到的赔偿却可能是很有限的,特别是金额较小的商品或服务。这会使消费者的维权积极性降低,乃至最终放弃维权。他认为,追究不法商家的法律责任,一定要贯彻“双升和双降”的原则,即提升消费者的维权收益,提升商家的违法成本;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降低商家的违法收益。所谓惩罚性赔偿,顾名思义,其价值取向不在于“赔”而在于“惩”,即通过让经营者为欺诈等不法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换取市场环境的净化。邱宝昌指出,违法成本过低会放纵侵权行为,只有进一步加大对不法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才能避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屡次发生。

邱宝昌提出的设想是:首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定惩罚性赔偿的最低标准;其次,应该赔偿的金额除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外,另增加消费者因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而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再次,可以对经营者的行为加以区别,根据消费者损失的具体情况,对于欺诈行为影响恶劣的,可增加更高的赔偿责任。

[责任编辑:赵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