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模式”任重道远

2012-06-18 14:07:24 来源:《中国改革报》 □ 本报记者 王 志 明 慧

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中国特色道路,创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但非遗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

6 月9 日 ,是我国第7 个“文化遗产日”。为庆祝这一节日,我国各地文化部门精心组织了110 余项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通过向公众展示“非遗”保护成果,让“非遗”走入百姓生活,吸引公众更多地关注文化传承与保护。

据了解,我国从2006 年起,将每年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旨在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而在“文化遗产日”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来传播文化遗产精神内涵,唤起更多的人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仅仅是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方面。近年来,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法律保护、名录保护、传承人保护、博物馆保护、教育保护、假日保护等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克服重重障碍,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特别是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中国特色道路,创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

业界人士认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不容置疑,但这些当年被确认的“非遗”现在又有相当一部分重新陷入了另一种困难。比如文化遗产被当做文化产业来开发,“非遗”被当做GDP 指标写入规划等等。再加上代表性项目保护工作不够细致深入,传承人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基层保护工作队伍亟待提高等等难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依然任重而道远。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斐然

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首届“京味儿———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是自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以来,北京市举办的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技艺最精湛、作品最丰富的传统文化类展览展示活动。共有43 个国家级项目,37 个市级项目,有古琴艺术、中国书法、中医针灸、中国篆刻和中国皮影5 个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其中40 个项目的120 余位传承人进行现场技艺展示展演,展出作品近260 件套。

记者看到,展览中的最大展品是一座由紫檀雕刻的完整三进院落四合院,最小的展品是由“面人汤”创始人汤子博制作的面塑作品《木兰从军》。在集中展示独特魅力的80 个项目中,有10 个项目来自京郊,如通州的面人汤、顺义的砖雕张、大兴的古琴制作、门头沟的琉璃制品等,呈现出了浓浓的京郊味儿。

徜徉展品中间,感受着文化遗产的巨大魅力,也感动着我国为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马文辉在文化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非遗”保护工作进展情况时说,十七大以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由单个的项目性保护逐步走向系统保护、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阶段,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形成。马文辉介绍说,我国已完成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公布了1219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施了国家级名录项目“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命名了1488 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促进了“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濒危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推动了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方法,建设了12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理清了文化生态保护建设的思路,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多措并举成效显著。“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营造了全民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国际“非遗”保护规则制定,成功申报36 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定了“非遗”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传播制度,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遭遇新一轮破坏

“从2006 年开始,文化部确定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此后每两年确定一次,今年将迎来第四批名录的确定。我国非遗保护实行“国家+ 省+ 市+ 县”共4 级保护体系,总的列入这四级政府保护名录的是7000 项,其中,列入国家层面的是1300 项。但是我认为,这些当年被确认的‘非遗’现在又有相当一部分重新陷入了另一种困难。”看着逐渐消亡甚至被人为破坏的文化遗产,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冯骥才心痛不已地多次高呼:“文化遗产的生命只有一次。”

冯骥才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在已有很多文化遗产进入国家保护名录,然而文化遗产一旦被发现、认定,就很容易陷入政绩化、产业化、同质化的怪圈。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存在多种怪现状,一是文化遗产申报与地方官员政绩挂钩的现象非常普遍。二是很多文化遗产被产业化,这其实也是一种“异化”。“我们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传统手工业性质,如果不按照原有的产业性质发展,而是作为文化资源去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样就变质了。比如皮影、剪纸等等,原本是手工制作,现在为了赚钱变成用机器制作。农耕时代的手工文明变成了工业时代的机器文明。”冯骥才认为,与此同时,文化遗产进入市场后,还会出现同质化的现象,失去自己的特色。

“这些都是对文化遗产的伤害,我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出现了新一轮的‘破坏’。所以我建议,最好今年国家别再申遗了,也别让地方政府官员们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么折腾了。应该把申遗变成审遗,看看哪些‘非遗’已经没有了。”冯骥才表示。

“近年来,‘申遗热’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重新发现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虽然我们强调保护‘非遗’,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地方却把这本‘好经’给念‘歪’了。”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乌丙安介绍,现在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重申报,轻保护”,就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只想着给物产打品牌,借申报“非遗”之名,行推销牟利之实,完全不考虑评上“非遗”后应做的保护工作。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性保护等四种保护方式。其中,生产性保护最为复杂,也是争议较大的。乌丙安认为,首先必须要明确,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非遗”中,手工技艺可以进行生产,曲艺舞蹈戏剧可以进行商业性演出,但有些传统文化实践、仪式、风俗习惯,是不能进行生产,无法卖钱创汇的。一方面,不是所有“非遗”都能当做资源生产、开发;另一方面,能够进行生产的“非遗”也应该有其底线。在乌丙安看来,开发的底线是不伤害、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不批量生产,不流水作业。

“中国模式”仍需给力

针对当前社会转型期“非遗”生存面临冲击、“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代表性项目保护工作不够细致深入、传承人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基层保护工作队伍亟待提高等问题,马文辉强调,下一步要不断深化对“非遗”保护的认识,遵循“非遗”保护的客观规律,扎实推进全国“非遗”保护工作:一是要进一步深入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法规,提高保护工作针对性和时效性;二是要制定出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分类保护规范与标准;三是要加大濒危项目保护力度,启动实施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四是要进一步健全传承机制,加大对代表性传承人、学艺者的培养和扶持力度;五是要继续推进“非遗”整体性保护;六是要推动“非遗”生产性保护深入开展,争取出台相关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的优惠政策;七是要加大对基层保护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

业界人士表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国内外学者将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归结为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尽管“非遗”保护还面临着诸多难题,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破解,但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发展重要成就的一个部分。这种凝聚从政府到民间、从专家到公众的巨大力量,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激发全社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保护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彭兆荣认为,一个国家独立完整的文化遗产体系对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展示等方面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国具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总结、建构我国的文化遗产体系尤显迫切。

因此,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业界人士建议,一是在理论层面,将我国“非遗”研究从译介、移植、反思转向实质性的理论建设。二是在学科层面,基于本土化我国“非遗”的理论探索,提供全新的学科建设、发展思路和框架。三是在实践层面,将社会需求、政府决策、民众实践与理论研究整合为一体,将遗产事业与遗产知识体系合二为一。

[责任编辑:赵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