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2018-03-13 02:19:14 来源:《中国改革报》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做好今年的工作,要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此后小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成了代表们关注的焦点、发言的热词、建言的核心。

事实上,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社会各界对“高质量发展”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具体表现?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现阶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是什么?日前,围绕这些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接受记者独家专访。

经济发展又好又快?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记者:从2014年至今,中央对经济的提法从一开始的“三期叠加”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再到去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您曾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文件的调研和起草,能否帮大家厘清一下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蔡昉:这几个判断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一步一步提出来的。

“三期叠加”的“三期”是指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08年,我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由于实施了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最早恢复了正常的经济增长,也保持了就业,但是也造成了流动性过强。当时还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作担保形成了大量的债务平台。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部分也是受到这样的历史影响,这就是前期政策的影响。

到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新常态”有3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结构调整的过程必然有“阵痛”;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际上是为了达到转变增长动能的目标。

就像刚才说到的,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我们首先要把现象揭示出来,也就是“三期叠加”,把“新常态”三个特点解释清楚,随后我们再逐步作出新的判断。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判断,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其实是从直接的分析现象,逐渐上升到更全面的认识,继而才能对未来作出规划。

记者: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否意味着要处理好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

蔡昉: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对立的概念。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不是速度,而是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

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里,我们把过去的“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修改成了“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把“好”分解成四个“更”的内容,“快”没有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不是“好”和“快”的矛盾,也不是如何保持平衡。这两者之间,我认为已经是trade-off(对不能同时兼顾的事物进行权衡),是替代关系,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

所以,去年我们经济增速达到6.9%,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把目标定在6.5%左右,就说明我们已经不太在意速度,十九大报告里也没有讲速度。

新的增长动力何处寻?

要“创造”也要“破坏”

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何理解这句话?

蔡昉:传统高速增长的动力是要素的积累和使用。

传统增长动力弱化,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新的增长动力是什么?是生产率的提高。

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资本替代劳动或者机器替代人。每个人拥有的机械资本多了,很可能带来人均产出的增加。但是,这种替代受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具有可持续性。第二种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这个指标也并非轻易就可以提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正所谓“百年树人”。第三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是更可持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就是要素不增加,但产出增加。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要素的重新配置。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跟要素的重新配置有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

蔡昉: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路径。要素更好配置,一方面,要靠“进”,李克强总理提出“放管服”改革,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双创”。另一方面,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和早期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创造性的增长,还得有毁灭和破坏,就是要“破”。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意思是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竞争力是通过破坏达到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破坏”,“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和“降”都是破坏。去产能破坏的是什么?不仅仅是过剩产能,还包括无效产能。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创造性破坏,不保护无效落后产能,也不保护无效落后的企业、产业、行业,但有一条,人不能破坏。劳动力的载体是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破坏劳动力。过去大家都把人和岗位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岗位和人不是一回事。落后岗位可以破坏,但必须保护劳动者。越是在加大破坏力度的同时,越要通过社会政策托底,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劳动者保护起来。

记者:在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

蔡昉: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那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

事实上,政府的“手”非常重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一是要维护市场的正确信息,这样才能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把改革中因为摩擦造成的转岗工人真正地保护起来。社会保障制度要给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此外,还要通过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帮助他们尽快地进入新的岗位。

人口红利消失?向改革要红利

记者:在您看来,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应该有哪些表现?

蔡昉:中央讲得非常清楚,高质量发展是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更有效率,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这也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越大,动力转换得越成功。

更加公平,高质量发展不是排他的发展。过去我们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也有资本份额过高,或者有“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的倾向,未来的发展要越来越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为了解决现有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不仅要通过市场的公平化,完善初次分配,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再分配必须发挥作用。比如,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在初次分配之后其实非常高,有0.4~0.5,甚至接近0.6,但是再分配以后,会降到0.3左右。真正要实现共享发展,必须让再分配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要加大再分配力度,特别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现在条件也越来越具备。

有了上面两条,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经济增长,同时又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是可持续的发展。

记者:您觉得现阶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哪些方面可以作为突破口?

蔡昉:我认为,就抓住一点,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唯一的就是改革红利。所有的突破点都来自于改革,而且所有的改革都能带来“真金白银”甚至“立竿见影”的红利。

用我的研究框架来注解,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减小,资本报酬开始递减,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消失,结果必然是潜在增长能力的降低。改革红利的作用,就在于让这个长期下降的过程下降得更慢一点,甚至出现一个“L型”的趋势。

比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但可以提高生产率,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还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延缓工资过快上涨,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比较优势。同时,户籍制度改革还能让劳动力的流动更顺畅,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提高城市化率。这叫作“库兹涅茨化”,这个过程就是把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推到生产率高的部门,这符合我们刚才说的经济更可持续的转变。这些都可以非常显著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责任编辑: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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